丁文江和兵马司九号

dovebear

丁文江和兵马司九号
作者/李翔 来源:《生活》杂志2006年11期

丁文江并非一名简单的地质学家，
他被很多人赞誉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
兵马司九号，这是一个20世纪初的中国人缔造的神话：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内，地质学界有6人入选院士，
其中4位都工作于兵马司九号，
他们是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和杨钟健。
但是最终，兵马司九号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命运和丁文江的命运一样，
未能摆脱大时代的摆弄。
    梁启超的传记作家
    一个夏末的下午，在广州中山大学袁伟时老先生的家中，谈论完甲午战争和孙中山、知识分子和互联网，丁文江被作为一名传记作家介绍给我。
    当时我们正谈论梁启超。我突然说起要去写一本梁启超的传记，这时候，袁伟时先生起身，进入书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砖头厚薄的硬皮书递给我，得意地对我说，如果要写梁启超，这本书必不可少，可是这本书现在已经无处可买。
    我从他手中把书拿过来，然后拿过笔记本，用黑色中性笔记下了书的名字和作者：《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
    照片上的作家丁文江留着当时时髦的短发，头发整齐地从中间分开向后梳，眉毛很浓，引人注目的在唇上蓄着两撇浓密的胡子，目光却有些黯淡。
    “赵君丰田……尽一年之力成《康长素先生年谱稿》一篇，载入燕大《史学年报》。其文为丁文江先生所见，颇加赞誉。时梁启超没未三年，其子女辈以其书籍及稿件悉数捐献北平图书馆，为丁先生所见，慨然以梁氏年谱自任。然其所任职务弥众，梁氏稿件又繁，遂又商之于予，借赵君之力以竣其功。”顾颉刚在为《梁启超年谱长编》撰写的序言中说。
    丁文江当时在忙什么？“丁文江……刚粗加整理，又因南京铁道部的邀请，于1929年冬率领一个勘察队前往云南、贵州进行地质调查，次年夏天才回到北平。1931年秋，丁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教授。当时，丁既要写西南地质调查报告，又承担了北大的地质研究工作，实无余力再编辑梁谱……”（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
    丁文江的另一个身份开始浮现，他并非是一名专职的作家或者历史学者，他的专业，是地质学。而且，他并非一名简单的地质学家，他被很多人赞誉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
   今天的“保护院落”
    从西单北大街一路向北，经过繁华的西单商业区——这里聚集着中友百货、华威商厦、西单商场等众多购物中心；经过西四南大街，经过等待拆迁的低矮平房和24小时的便利店。终于，在一家黄色招牌的户外用品商店旁边，看到红色的路牌指向西边狭窄的小道，上面写着：“兵马司胡同”。
    我按图索骥去寻找兵马司九号的地质调查所旧址。地质调查所由丁文江于1913年创立，1916年搬迁至兵马司胡同。
    地质调查所兴盛之时，胡适曾经在1916年的《努力》周刊上为他的好友丁文江摇旗呐喊道：“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财政总长）董康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十七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单这一点，已经很可以使中国学别种科学的人十分惭愧了。”
    胡同入口处罗列着KTV、桑拿、川菜馆和各种小店，光着膀子的男人蹬着三轮车载着桶装水缓慢驶过，一个水店内，电视声音开的很大，肥皂剧中男女的争吵成为店里一对情侣拌嘴的背景声，可是却没有九号。
    反复走了两遍，还是寻找不到，未免有些性急，走过十五号时，看到绿色铁皮大门旁边写着“保护院落”，一时好奇，就走了进去。一丛绿色植物爬在入口处的墙上，搭成了一片绿色的屋顶，院内极不整齐地停着六七辆车，衣服和被子胡乱搭在树与墙之间挂起的绳子上晾晒。迎面的建筑看上去却很奇怪，灰色的二层小楼，在正门的上方镶嵌着一颗红色五角星。我更加好奇，问推着自己行车走来的一位中年男人：“这栋楼，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从楼的左边向后走，看上面写的字，就知道是什么了。”
    我按照他的话从左边向里走，抬头望，果然看到左后的两栋楼上有白色的字刻在墙上，一颗椿树正挡着其中的一片字迹，一位居民帮我辨认：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所。右侧的另一处，是土壤研究所。
    我顿时明白，这三栋楼就是丁文江创立的地质调查所的旧址。
    留着平头，穿着短袖裤衩的敦实中年男子从楼里走出，见我立着看，跟我说：“你看里面，里面很好，木头的楼梯旋转着上楼。我住了几十年，很舒服。”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和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1916）

   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
    1913年，丁文江26岁。他刚刚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返国两年。在这所英国大学，他取得了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位。
    他是一位气质优雅的青年，意志坚定，才华横溢，精通三门外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喜欢抽雪茄，相信科学必将拯救中国。达尔文和赫胥黎缔造了他的哲学观念，使他相信优胜劣汰和社会进化。他的好朋友，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胡适说他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来到中国访问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盛赞他为“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人”。
    归国的途中，他在印度舍船登陆，穿越云南、贵州和湖南，考察当地的地质矿藏。随后，在上海南洋中学做了近一年讲授科学的老师之后，丁文江于1913年的2月来到北京，成为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下属地质科的科长。在这个新设立的机构，丁文江发现它的全部成员是三名科员，全部财产是一件大的空房间，里面全没有书、地图和标本这些科研机构所必需的用品。但是在丁文江所能聘请到的科员中，却包括了一名东京大学地质学的毕业生，他叫章鸿钊。
    稍后，地质科被丁文江扩展成为地质调查所。它成为一个融合教学和研究为一体的机构，它的老师主要是三个人：丁文江、章鸿钊和从北京大学聘请来的德国地质学教授赫尔?格尔梭。1914年时，另一位重要人物加盟，他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毕业生翁文灏。翁文灏顶替了格尔梭的位置。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翁文灏成为丁文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等到1916年丁文江将地质调查所迁往兵马司胡同九号这三栋优雅的建筑中时，地质调查所已经拥有了30名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其中18人留在地质调查所从事初级研究工作，还有一批人被送往国外攻读硕士学位。在这30名学生中，有很多人成为日后中国最出色的地址学者（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李雪清……）。
    1920年，丁文江和蔡元培决定由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大学共同聘请李四光和德国古生物学家A.W.葛利普来任教。当时刚从英国归来的李四光在1949年之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他的专业是岩石学；而葛利普则是一位名声远扬的古生物学家，他只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后国内的反德浪潮才失去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

   迁入兵马司九号
    丁文江是一个勤于进行实地考察的地质学家。前面已经讲过，丁文江之所以没有能够独立去完成《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撰工作，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率领一个地质考察队去中国西南地区完成地质考察，回来之后还要撰写地质考察报告。
    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他的日常行政工作和教学就经常被田野的诱惑打断。1913年12月至1914年1月，他和德国教授梭尔格在山西太行山脉进行地质考察，并且对井径和阳泉地区的煤矿进行了调查。
    丁文江最著名的考察工作是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对这部分地区的考察，在他回国之初就已经进行过一段，当他搬迁入兵马司九号之后，工作并未停止。
    由于他是当时中国最有威望的地质科学家，因此，中国官方带有功利性目的的地质考察工作，比如矿物勘探、待修建的铁路路况考察都要由政府交由丁文江来负责。与此同时，在考察过程中他会进行一些自己的研究，在云南，他开始了对西南少数民族人类学研究，他收集土著方言、收集少数民族如罗罗族的宗教碑文，并且，按照英国皇家学会《旅行者指南》中曲足规的模样，他在云南请几位工匠为自己制作了这种工具，以便在旅途中不光是为土著拍照，还能测量他们的身体局部。正如他对自己的学生的教导那般，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移动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他穿越云南，沿着金沙江进入四川，对四川的龙爪山和鲁南山进行勘探之后，他再次渡江返回云南，他登上了云南省最高的山峰，海拔4145米的牯牛寨，并考察了中国最深的峡谷。
    在丁文江对中国西南首次进行考察的20余年后，1933年，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汇编了《中国分省新图》。丁文江在考察中发现的地貌变化和地形资料的欠缺都被弥补，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直到1950年中印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仍然把这份地图作为重要的谈判依据。
    丁文江在地质界最深的成就当然并非他自己个人的成就，尽管他本人在当时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他还是《科学》杂志的编辑。更重要的是，他只手开辟的地质调查所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机构，兵马司九号一时群星璀璨。
    丁文江发起主办的两份刊物，《地质汇报》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而《中国古生物志》则完全是英文出版。这两份杂志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声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和地质调所的其他同事可以和斯文赫定、德日进等世界一流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平等交流。
    1927年，丁文江安排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院共同对河南周口店发现的中国猿人化石进行共同研究，并且他还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这个项目的资助。1929年12月2日，地质调查所年轻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终于将一块古猿人头骨展现给世界古人类学界。
    1930年，丁文江曾经私下对他的朋友陶孟和说，他相信中国的地质学已经可以和世界比肩，他预料中国地质系的毕业生同国外地质系的毕业生从此可以不分高下，并驾齐驱了。他的看法得到了外部的认可。两年之后，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戴维?怀特博士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说：“我们对您在那种即使不令人失望之少也使人沮丧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惊奇”，中国地质调查所“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让人吃惊。
    中国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最早的享有国际声誉的科研机构。
   好人自命清高
    对于丁文江个人来说，他拥有着多重身份。他是那个年代富有才华的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和他的好友胡适一起，他创办了两份政论周刊，著名的《努力》和《独立评论》。他是“好人政府”的著名提倡者。“好人政府”的提法最早见于《努力》的宣言，这份杂志倡导好人政治，认为中国症结所在是执政者素质和道德的原因，“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需要奋斗的精神……”
    他是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发起人之一。他和张君劢关于科学与玄学并未完结的论争，让当时的中国青年第一次受到了彻底的科学世界观的教育。
    他所欣赏的中国先哲是《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和地质学家徐霞客。他先后编撰校订了《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
    在个人修养上，尽管他被称为彻底欧化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承担起了养育几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义务。即使从他反对的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他在道德上也是无可挑剔的，除了无后这一点。
    但是最终，兵马司九号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命运和丁文江的命运一样，未能逃脱大时代的摆弄。
    1936年，49岁的丁文江因为煤气中毒抢救无效逝世，身后没有留下后裔。1935年，因为日军已经逼近北京，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国难之下，一个纯粹的科研机构的存在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同时具备着尖锐的讽刺性和沉重的荒谬感。1937年，北平沦陷，兵马司九号人去楼空。而裴文中所发现的那块曾经引起国际考古学界轰动的完整的古人类头骨，最后也不知所踪……
    兵马司九号，这是一个20世纪初的中国人缔造的神话：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内，地质学界有6人入选院士，其中4位都工作于兵马司九号，他们是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和杨钟健。1949年之后，曾在兵马司九号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一百多名地质学家中，有48位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
    而如今，此地已无丁文江。

From：http://www.citymagazine.cn/Html/earth/2006-11/13/200611132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