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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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治学精神
陶世龙

原载《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王鸿祯主编，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1919 年7月，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地质汇报》第1号，收入我国7位地质工作者提交的矿产地质调查报告5篇，涉及煤田20处、铁矿4处、铅矿 1处、石灰岩矿 1处。这是我国地购首次正式出版的工作成果。从此，结束了我国的地质情况主要由外国人调查和论述的局面。

    在这本《地质汇报》上，丁文江的英文序言开头，曾摘引李希霍芬《中国》中的一段话：“中国学人动作之迟钝，历来是迅速行动的一种障碍，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本国体面的成见。在他们看来，步行是降低身份，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则是任何人都能简单从事的。”丁文江显然对李希霍芬的话不以为然，但他并未直接反驳，而是用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和我国自己培养地质人员名单（20人）作为回答。

    不发空论而用事实来说话，是丁文江治学的一贯作风。对于李希霍芬的这番话，如无实在的东西，仅用言词是难以驳回的，因确实击中了我国旧时士大夫一个致命弱点；坐而论道，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这种风气不改变，不仅地质学，别的科学也是难以发展起来的。对此，我国的有识之士也早有察觉，如有位周景勋就看到：“迩者机器之学，中国亦渐仿之矣。然我朝崇尚文教，聪明俊慧之士，争濯磨于词章文字，以努力上达，群以艺学（当时对科学技术的称谓）为卑浅葺陋而不屑为，即为之亦卒无拔擢之地”他认为学了西方几十年而“卒无一人一技胜于西人者”，其原因就在于此［1]。他比李希霍芬这个外国人看得深刻，不仅看到了这些士大夫身上的毛病，还看到了濯磨词章文字就有希望升官发财这种“取士”的办法为其根源。亦如后来蔡元培在总结新文学运动时所指出，自汉唐以来，“学经的势力，随‘利禄之途’而发展，真可以压倒一切了。”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以致我国虽曾早就出现过科学思想的火花，但终究未能发展成为科学[2]。

    就地学而言，尽管在《周易·系辞》中就有“俯以察于地理”，即考察我们脚下的大地之意，而我们的祖先对地下矿藏的开发，也有极悠久的历史。但直到清朝晚期，对矿产地质并不了然，当时的地理之学也少有对自然的探索，甚至被蒙上了风水、龙脉之类迷信的色彩；以致怕开矿会组断地脉，永绝人文，成为当时兴办实业的一大障碍。如曾纪泽所感慨：“吾华开矿较西人为难者，厥有二端：一曰股本难集；一曰风水难避”[3]。这种落后愚昧的状况并未因清王朝的被推翻而消除，所以到五四运动前后，人们还不得不大声疾呼请来“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要求纠正“好虚诞而忽近理，重文章而轻实学，笃旧说而贱特思”这种与科
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传统学风[4]。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把做学问变成做文章，就在文字上下功夫，而不去研究事实，也就难以发展革新。但孙中山在1899年指出：“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舍科举之辞章，而讲治平之实学矣”[5]。应该说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位有志之土，他正是在以会做文章名闻乡里之时，却舍去了科举这条利禄之途，于1902年东渡日本，随后又去英国，选学了这被孙中山认为是实学之要的“地学”。他主要学习的虽然还只是地学中的一科——地质学，但他后来的作用实推动了中国整个地学的革新，其影响已远远越出了地学的范围。地理学界的人士说他：“所组织的地质调查所，屹然为中国自然地理学之发祥地，故廿年来北平隐然成为中国地理学之中心”[6]。蔡元培称丁文江“既博且精，久有定评。”并认为他的死是中国学术事业岂可限量的损失[7]。1930年著名的实业家卢作 孚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并和丁文江会晤后感叹地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周，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几位学者领导一些青年到各地去搜集，在里边研究。试问国内这样做正经事的共有几处？”[8]

    在治学中严格使用科学方法，充分体现科学精神，是丁文江的学术成果能够不停留在仅仅说明某一具体地质问题的水平上，还能对整个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如蔡元培所评价：丁先生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平时对于宗教家的迷信，玄学家的幻想，是一点不肯假借的”，“他又有办事的才具，主持地质调查所，整理北京大学地质系，办理北票煤矿，均应用科学方法，卓著成绩”[7]。丁文江不仅发表言论，积极呼唤理性和提倡科学，而且身体力行，结合他所从事专业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脚踏实地和富于开拓革新精神。

    地质学是一门兴起较晚的科学，因为它要求把空间和时间统一起来并摆到运动变革的过程中去认识，在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还比较低下的时候，难以达到；它还要求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在交通工具还很落后，视野狭窄的时代，也不能做到。因此，地质学的出现，被恩格斯评价为打破欧洲中世纪僵化的自然观的第二个突破口[8]。要掌握地质学，必须以大地为课堂，到实际中去取得材料，何况把地质学引进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旧传统的一种突破。丁文江之所以对中国学术界能产生颇大的影响，实亦与他所从事的专业特点有关，而那时他能作此选择，成为最早的三、五个学地质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也足以表现出确有舍科举之词章而讲治平之实学的志向。

    在地质学的研究中，脚踏实地不是形容比喻的概念，而是真的要跋山涉水，到野外去。对此，丁文江一直十分重视，身体力行。留学生回国，直航沪、港者多矣，独丁文江在1911年回国时，在西贡就下了部，转赴云南、贵州、湖南进行地质旅行和考察；1913年秋，刚刚接任农商部地质科长几个月，就出发到山西、云南等地作地质调查，历时14个月。他在任地质科长（后为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将近一半的时间在野外工作。在他生前发表的地质专著中，按件数计，他自己的野外工作成果要占到62％；以矿业、交通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要占到53％。他遗
    留下来的几大箱材料，主要也是野外考察所得，后经黄汲清等整理出版，得16开700余页厚的一巨册，涉及冀、晋、鲁、滇、桂、黔、川等广大地区。

    1924 年1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丁文江发表的理事长演说，着重讲了中国地质人材的培养问题，他强调了应重视实际工作能力，特别是野外工作能力的培养，指出英美大学地质系和矿业学校普遍的缺陷是野外训练不足；在美国还好一点。英国有个矿业学校，讲课和实验占几年，而野外旅行才两星期。他认为北京大学地质系在这方面优于外国。他根据我国当时许多地区还缺少地形图这种现实，提出地质系的学生应学习地形测量，以备在没有地形图时能自作一些草图；并指出中国野外工作条件比欧美艰苦，需要有更坚强的体魄和耐力，不能胜任的最好趁早改行。

    丁文江这种重视野外训练，重视实际工作能力的想法，与章鸿创、翁文灏是一致的。所以，该精神在他们三位主办的地质研究所、而实为地质人材的培训班中，得到了实施。在该所三年的教学安排中，一年级末即由教师带领，去北京西山区作历时一周的地质旅行。以后每星期日前后，或为教学计划所规定，成为师生所自动实行，常在京郊作一日或二、三日的野外实习，直至“除校课外，殆无日不携粮负笈奔驰于崎岖山谷之间[10]”。在二年级末及三年级时，复有两次长时间的野外实习，回来后还用不少时间来编制报告。在该所章程中规定，必须交了毕业前所进行的地质实习报告才能参加毕业考试，而学生能否毕业，还需要根据历次考试和野外调查报告的成织综合评定。总平均分数虽满60分，但报告不满40分者，仍不能获得毕业证书。研究所培养的这批学生，入学时 30人，有 22人学到最后，但只有 18人拿到毕业证书，3人仅得修业证书，剩下一人什么证书都未得到，因为他没有交出毕业前的地质报告。规定被严格执行。得毕业证书的人可到地质调查所去任技士，任事三年后，其中成绩最优者得为技正（高级工程师），这些许诺，也得到了兑现。

    叶良辅是学习最优秀的一位。在学习期间，他按教学计划出野外的时间累计达97天，调查了北京西山许多地方，还有河北滦县、山东泰安、江西德化、进贤、丰城等地，提交了三份地质报告，并为以后的《西山地质志》打下了基础。叶良辅所交的三份报告全是在矿区的工作成果，地质研究所其他学生所作的地质报告也大多数是围绕发展矿业的需要而进行的，这体现了该所根据我国当时“调查地质正所以为矿业之先驱，而权其缓急，则注重矿产乃所以尽地质之实利”这种需要，所作出的 “以学理为辅，以实用为归”的安排[11]。

    仅仅用行政手段，显然不足以培养起对野外实际工作的热爱，丁文江特别注意宣传脚踏实地以求真知识的意义，他引用李希霍芬那段话，即有激励之意。面对地质研究所猪生，他曾以“吞国之积弱，其大原因在一班上流社舍无近世国民之能力”，勉励大家尽其所学，实心去做，“则国家之兴未始不可以此为咱矢。”并用“吾国自北宋以后，土大夫习于文弱，除一二奇特之士如徐霞客、顾亭林外，鲜有能知天然之乐趣者。”“吾国西部诸山脉如昆仑，如南山，皆坐待诸君之游履。他日登绝顶，揽奇胜，则泰山不过一小阜，西湖不过一泥沼耳！”[11]

    丁文江一贯启发诱导学生。在教学工作中，他特别注意培养他们对野外工作的热爱，带头身体力行，一有机会就到野外作调查工作，而且大部分调查工作还是在云南、贵州等交通极为不便，生活条件很差的地区进行的，直至最后在湖南以身殉地质事业。他对别人和对自己野外工作的要求都是很严格的。逝世前在湘潭潭家山煤矿考察时，他已49岁，仍下到近2加米深的矿井中实测取样，不肯让年轻人代劳。王曰伦回忆1929年和丁文江等从重庆出发到贵州考察时说：“丁先生工作认真，有一次他做观音桥到松坎一段地质剖面图，因冬天日短，没有做完，第二天他自己便又回到松坎以北继续工作，图做完后才赶到七阵溪与大队会合”[12]。黄汲清通过整理丁文江造稿，特别感到“丁先生做事十分系统化，在调查地质时尤然。每次出去一定有笔记，有时除地质记录外还有日记，标本登记，气象和经纬度测定纪录等[13]。

    勤于调查，重视事实材料的搜集，就较有可能在学术上创新。丁文江能对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矿业、交通以及整个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实与他能运用科学方法，不断获得新的事实材料分不开。例如，山西省的煤，李希霍芬的估计过高，而人云亦云，流传甚广；丁文江根据实地调查，遂敢于揭示其非；又如改变了我国地图传统表现方法，赋以大量科学内容的申报地图的产生，也是几乎全部掌握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实测图件，才有此可能。丁文江十分注重自己去直接取得材料，不辞劳苦，不避严寒酷暑，1913年去蔚县考察，时值隆冬；1914年在云南野外工作时，有的地方气温高达 36 C以上，他均认真观察记录。他还鼓励他人作脚踏实地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人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不仅实干，而且严格按照科学的态度使用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丁文江在学术上能触类旁通，影响极广的基本因素。他对自己的著作要求尤严，如翁文颁所追述：“他已出版的著作虽已甚多，但与可出版而尚未出版的材料相比较，那便真正太少了。……所以未及充分发表者，实因在君先生对于科学文字看得非常重要，他必要将各种问题研究得彻底明白毫无疑问方肯下笔，而且又特别讲究绘图的精密，地形地质都一丝不能苟且，如此慎重当然出版不易很多了”[14]。丁文江自谓：“窃现今日士大夫，类喜割裂抄袭以成书，剽窃一时之声誉，余疾其欺世而盗名也，居尝此以自戒”[15]。丁文江在治学中严肃认真、脚踏实地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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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景勋，1893，上张之洞论铁政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一版， 50。

[2]蔡元培，1935，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影印，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初版，1982年重印，5—7。

[3]曾纪泽，1889，致盛宣怀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9。

[4]任鸿隽，1915，科学精神论，《科学通论》，中国科学社， 1934年第二版，8一9。

[5]孙中山，1899，支那现势地图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北京），1981年第一版，187—188。

[6]张其购，1935，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中心，地理学报，2，（3）。

[7]蔡元培，1936，丁文江追悼会致词，《蔡元培论科学技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285。

[8]卢国纪，1984，《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112。

[9]恩格斯，科学历史摘要，《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年第一版，173。

[10]章鸿钊、翁文颁，1916，《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出版。

[11]农商部地质研究所，1916，《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4、46。

[12]王曰伦，1941，《地质论评》6，（l，2），203。

[13]中央地质调查所，1947，《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编辑后记》，743。

[14]翁文灏，1935，追悼丁在君先生，地理学报，2，（4）。

[15]丁文江，1919，《地质汇报》中文序言，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