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与中国地质事业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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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与中国地质事业初创

宋广波  
【内容提要】本文用挖掘出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梳理了丁文江在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做出的突出贡献。大量史实证明，丁文江是中国最早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的创办者，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并担任所长接近10年之久，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可以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之父。本文还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模糊、错误的说法进行了澄清。
【关键词】 丁文江   地质事业    初创

    从1912到1922年，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初创时期、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最早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地质调查、研究人才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成功创办；在这一时期，我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构、也是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建立；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地质学界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学术团体——中国地质学会创立。此外，在这一时期，以丁文江（1887-1936）为首的地质学界先驱们的很多活动，包括调查事业的规划、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以及学术风气的培育等，都是有开拓性的，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间，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三位先驱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丁文江的作用尤为突出；可以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最主要的创始人。这一认知，在民国时期是得到公认的。章鸿钊在回顾中国地质事业的艰难缔造过程时，说：“……回想到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时候，便不得不推丁先生为第一人了”。[1]翁文灏说：“（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2]葛利普说：“建造中国地质学之基础，及擘画其发展之途径，丁文江博士实具最大之功绩”；[3]杨钟健说：“推动中国的地质学最力的”，是“丁文江先生”。[4]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丁文江的这种作用和地位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定，反而在很多时候还遭到歪曲。甚至，现在很多地学界的人都不知道丁文江的名字了。在丁文江以身殉职70周年来临之际，笔者搜集到有关材料，撰写了这篇文章。
一、丁文江与地质研究所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留学。1906年考取剑桥大学，后因学费无着而被迫退学。1908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习动物学、地质学。1911年，获以上双科毕业证书后，返国。回国后，丁文江先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书1年。1912年底，工商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函邀丁文江到该司地质科任职，[5]是为丁氏跻身开创中国地质事业行列之始。一般论者多把丁文江到北京任职的时间表述为1913年2月，而且说丁氏一到工商部即任地质科科长；[6]事实是，早在1月份，丁文江即已到任视事了。不过，丁文江一上任，职务不是“科长”，而是“佥事”。有两条证据为证。1913年1月24日“临时大总统令”：“工商总长刘揆一呈请任命丁文江为佥事，应照准此令。”[7] 2月3日，国务总理赵秉钧、工商总长刘揆一联署，为丁文江等呈请“叙五等”公文说：为呈请事，本部续行荐任之佥事郑宝善、王季点、邢端、华封祝、丁文江五员，拟请按照初任官均叙五等……[8]
    地质科是我国最早的地质行政部门，它设立于1912年年初，隶属于临时政府实业部矿物司，首任科长是章鸿钊。章氏就任科长后，即“草拟中华地质调查方法，并议设立地质讲习所以期造就调查人员”。他认为，此乃“经营地质调查实业之始”；[9]因为“无调查之人，即不能讲到调查之事业也。”[10]章氏乃最早提出“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的地质界先驱。但他的提议，并未得到实行。1912年4月，政府北迁，实业部分为农林、工商两部，地质科划归工商部。章氏主张不能得到实行，于是借故他去，改就农林部技正职。而到是年年底止，地质科几同虚设。丁文江初到时的情形是：
    ……文江至，张君指其侧之一席曰：此君治公处也，君其安之。余默然就席座。自晨至夕无所事，觅图书不可得，觅标本亦不可得；出所携李希霍芬氏书读之，书言京西地质，中有斋堂地名，询之同官者，皆谢不知。散值后，余于张君有怨言。张君笑曰：“招君之来，正以是也。百物具备，焉用君为？且余固已有成议矣。”乃出示余吴兴章君鸿钊《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议设研究所。[11]  
    后来，丁文江又回忆说：我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科”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我的一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我屡次要求旅行，部里都说没有经费。只有两次，应商人的请求，由请求人供给旅费，曾作过短期的调查。[12]
    这，就是民国元年的工商部地质科。在这种情形下，1913年2月，丁文江就任该科科长。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丁文江之入主地质科，实为我国地质学科兴盛的关键性事件。丁氏到任后，把培养地质调查人才作为第一要务。这主要是因为，“调查地质虽归行政系统，实属专门科学，非有专精研究之材，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行之，则调查云者势必徒有虚名”。[13]而当时，我国习地质者，仅有丁文江、章鸿钊二人。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丁、章二人均毕业于1911年（后者毕业于帝国大学地质系），二人获得的同是理学士学位，但丁氏拿到获得学位是1911年4月，而章氏获得学位是在1911年夏天。《地质老照片》说章鸿钊是我国“选学地质学并获得学位的第一人”，[14]是不确切的。正因为缺乏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专门人才，所以地质调查工作就无从着手，更谈不到有自己的地质事业，所谓“地学不兴，国无人焉”。[15]基于此，章鸿钊、丁文江才极力主张从培养人才做起。 为培养专才，丁文江首先在工商部设地质研究所。不熟悉地质史的人，总以为地质研究所是一个研究机构；其实不然，它是一个地质教育机构。其“章程”明确规定：本研究所专以造就地质调查员为宗旨。[16]章鸿钊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序》也说：地质研究所者，为培养调查地质人员而设者也。说起初创时期的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以往的地学史著作总用“一主培养人才，一主规划久远”来表述，这最能体现两所之间密不可分、相依为命的关系。调查所如没有研究所，则调查所只是一个空牌子，研究所若没有调查所则亦无成立之必要。起初，就是两所的名目，也是联在一起的，称之曰“地质调查研究所”。2月3日，工商部致函各省民政长，称：“现拟筹备地质调查研究所为调查全国地质矿产计划；并拟搜集中外图籍藏贮本司，以资参考”；并要求省民政长将各省通志、私家著述、游记等邮送工商部。[17]后来，二所之名才卓尔分立。丁文江在《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提出地质调查试办期间，应筹划两事：设地质研究所，设地质调查团。“地质研究所”这一称谓之最早出现于政府公文中，即此《说明书》也。
    本来，培养地质专才的工作应由高等院校来承担。但当时国内唯一设立地质学门的北京大学却不能承担此一重任。这主要是因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所以有地质学门，是因有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在校任教才设立的，是所谓“因人设专业”；一开始就没有立定为国家培养地质专门人才的宏旨。再加上当时世人“对于地质之意义及其重要，仍甚茫然。所以或有教授无学生，或有学生而未毕业，以后也因辛亥革命而完全终止”。[18]在地质研究所开办前夕，北大地质门的实际情况是：1909年只招到4名学生，到1913年毕业时，其中二人选送德国留学，其他二人没毕业。这样，地质门就办不下去了。鉴于这种情形，丁文江在《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中说：
    一设地质研究所。调查地质著手之难，难于经费与人才。然试办期中不期大举，则经费鸠集尚不甚难；惟经验之才、技术之士，非作育于前，难收效于后。北京大学虽有地质一科，然不足以供地质调查之用者，其故有三：（一）缓不济急……（二）学生太少……（三）学生过于文弱，不耐劳苦……今若必俟大学办有成效而后着手调查，则此数年中将彷徨掇拾补苴之末技而无一事之进行……今拟由本部别设地质研究所，招中学毕业学生学业优异、体力强健者，期于三年内造就技士……
    可见，由政府机关出面招生、授课以培养亟需人才，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至于开办地质研究所所需要的校舍、图书、仪器，均借自北京大学。丁文江在《地质汇报·序》中说：“为育才计，时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皆赞助之，许以大学之图书、仪器、宿舍相假，复荐德人梭尔格博士为讲师。于是招生徒、定课目，规模始稍具焉。”
    地质研究所的入学考试，也是由丁文江主持的。是年7月1日，招考工作在京、沪两地同时举行；后经综合评定，共录取“正取学生二十七名、备取学生九名”。[19] 1913年9月4日，丁文江被工商部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部令称：“特饬矿务司筹设地质调查、地质研究二所，于该司地质科原有人员外，酌聘中外地质专家分任职务，各以半年外出调查，半年担任教务，以期教学相长，切实进行”；同时“委任本部矿务司地质科长、佥事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地质研究所所长一职暂由该佥事兼任，俟该佥事出发调查时，再派专员接任。”[20]根据这份命令，我们知道，第一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和第一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均由丁文江担任。但有的论著说，首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是章鸿钊，是不对的。[21]10月1日，地质研究所开学，[22]共有30人入学。 以上史实充分说明：地质研究所是丁文江一手创办的。没有丁文江，就没有地质研究所。本来，设研究所以培养地质人才之议，最早出自章鸿钊，而非丁文江。但何以到丁文江任职工商部的时候才得以实施呢？章鸿钊指出：“丁先生是偏于实行的。往往鸿钊想到的还没有做到，丁先生便把这件事轻轻的做起了。这不单是鸿钊要感激他，在初办地质事业的时候，这样勇于任事的人，实在是少不得的。”[23]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长期以来，有不少地质史方面的书籍在“地质研究所的创办”这一点上的表述，却是不确切的。如程裕淇、王鸿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地学》中“丁文江”条说：“1913年他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创办并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地质研究所。”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都应该修正。 从1913年11月到1915年初，先后十四个月，丁文江先后在山西、云南等地从事地质调查，此一时期的地质研究所所务，便有章鸿钊专理。自11月始，章鸿钊只是代理所务，其正式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所长，是1914年2月19日。[24] 1915年春，丁文江回到北京，便毅然担任地质研究所古生物学的教学工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授古生物学。此前，章鸿钊、翁文灏曾为找不到古生物学教师大伤脑筋。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地质研究所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第三学期教授科目及担任教员清单”，我们知道：在这两个学期，丁文江都讲授“古生物学”，时间都是每星期“讲义二小时、实习三小时”。[25]据朱庭祜回忆，丁文江的教学工作，尚能胜任。又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所载，我们知道，丁文江除教授古生物学外，还讲授“地文学”。 此时的丁文江，给地质研究所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格外注重实地观察。其时，地质研究所学生来年夏季即将毕业，须加以实地训练，丁文江等乃议每星期前后三四日间，分组赴京郊以及开滦煤矿、山东泰安等处实习，而由丁、章、翁三位各领一组，同时分道前往。丁文江认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行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与所得到的结果”。[26]据《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所载，是年4月3－12日、8月21－9月10日，都有地质研究所学生分组实习的记录。9月23－26日，地质研究所学生分四组，其中地质实习三组，测量实习一组，分赴宛平、昌平实习，安特生、章鸿钊、丁文江各带地质实习一组。10月1－3日，地质研究所师生分地质实习二组，测量实习一组，分赴宛平实习，翁文灏、丁文江各率地质实习一组。10月14－17日，地质研究所师生又分别赴房山、宛平、昌平实习，其中章鸿钊率一组，翁文灏与丁文江共率一组。11月13－23日，地质研究所师生分赴山东泰安和直隶宛平、房山实习，其中翁文灏与丁文江共率17名学生赴山东，曾到泰山和徂徕山一带。以后的事实证明，丁文江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非常成功的，学生的能力就是在一次次野外实习中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养成的；地质研究所培养出的18名正式毕业生，个个能独挡一面，且能做出实绩，与当年老师的这种训练是有直接关系的。
    1915年5月27日，因章鸿钊“奉派调查皖省铁矿”，丁文江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27]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丁文江任代理所长期间的活动有：6月16日，丁文江呈文农商部，报告地质研究所将于本月21日至30日考试，7月1日起放暑假，9月10日开学。7月19日，丁文江呈文农商部，报告地质研究所第二学年年终考试成绩。考试科目为：地史学、古生物学、高等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学、分析化学、德文、植物、测量图画。“除学生陈树屏、张蕙、李捷、祁锡祉、杨培纶、唐在勤等其平均分数皆在60分以下，其余学生尚称热心向学，性行无疵。”该所遂“择成绩最优，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每人授以仪器一付，责其分赴直省各煤铁矿附近，单独调查，详细测量，以为毕业成绩。”其余成绩在60分以上者，三二人为一组，于暑假中在所居地附近练习，来年春再从事毕业报告。60分以下者，旅费自备。[28]而这年的6月，地质研究所也由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预科旧址，移至西城丰盛胡同原北京师范学校旧址。
    1916年7月14日，地质研究所举行毕业典礼。经过三年学习，共有21 人毕业，其中得卒业证书者18人，得修业证书者3人。丁文江出席典礼，并谆谆告诫毕业生：不可染习留学生习气，不可过于计较个人薪水、办事经费；不可染官僚之习气而应勤俭自励，尽出所学，实心做事。[29]事实证明，丁文江要求的，都被他的学生们奉为后来地质调查实践的准则。
    在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前夕，丁文江竭力主张停办地质研究所，而将培养地质人才的任务交给高等教育机构承担。[30]在这一点上，丁文江与章鸿钊、张轶欧是有分歧的。丁文江认为，调查人员应以调查事业为主，不应再为教课所缚；再则，地质教育应由大学来承担，地质教育与地质调查二事应分途并进，各致其功。 仅办过一届的地质研究所在中国地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首先，它开我国成功创办地质教育之先河。由该所培养的18名正式毕业生，是调查本国地质矿产的先锋队；1916年，中国的地质事业，也因为有了他们的加盟而进入一新阶段。1931年，章鸿钊在总结10余年来的地质工作时指出：1912至1916年为地质调查筹备时期，1916年后为实行时期；以后的研究进步之迹固历历可寻，但“追溯水源，则前五年培植涵育之功亦有不可没者。”[31]我们看教育办得是否成功，主要看受教育者毕业之后，做人做事的成绩如何。以此标准来衡量这18名毕业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中国地质界的台柱：叶良辅曾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是该院首任评议员之一，后又担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谢家荣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后长期担任资源委员会矿产勘测处处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竹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学清曾担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庭祜曾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周赞衡一直服务于地质调查所；谭锡畴长期任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其次，地质研究所的存在，使中国地质教育延续下来。自1913年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停止招生，到1917年北大地学门恢复，这中间“中国教授地质者实惟地质研究所是赖”。[32]有了地质研究所，中国的地质教育才没有被割断。
    第三，地质研究所成功的办学经验，被很好地移植到中国地质教育部门特别是北京大学来。本来，地质研究所开办之初，即与北大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地研所停办后，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地质调查所和北大之间延续下来了。正如《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沿革》所说的，“从事于教育及调查之专家实际上仍互相辅助，避兼差之嫌而有合作之实”。[33]在稍后的北大地质系改造中，丁文江依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北大成为国内最大的地质教育中心做出了他人不可替代的贡献。关于此点，笔者拟另写专文，此处不再枝蔓了。 总括上文，丁文江对地质研究所的贡献，主要有：一手开创该所，使章鸿钊的设想变为现实，并任第一任所长；任代理所长；极力主张并力行重视实地观察的工作作风；与章、翁等一道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优秀地质调查人才；1916年力主停办研究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地质调查中去。

二、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
（一）1913年9月至1921年9月，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
    地质调查所的前身是1912年1月南京政府实业部下属的地质科和1912年4月政府北迁后的工商部地质科。但地质科时期，只能做些行政工作，谈不到实际调查。丁文江创办地质研究所的同时，加快实现由地质科到地质调查所的转变。这主要是因为，地质调查工作“与普通行政侧重簿书者不同，必须有专门设备及特别组织方克进行”。[34]前文已引，丁文江起草的《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提出地质调查试办期间，应筹设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团。此“地质调查团”，即半年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前文亦已引述，1913年9月4日，工商部饬令矿务司筹设地质调查所并任命丁文江为所长。应当认定，这一天是地质调查所的诞生日。当然，地质科虽然已由科改为所，但该所仍隶属于矿务司，且无定员，办公地亦仍设于工商部内，其经费亦无定额（统括于工商部本部预算之内）。同年12月24日，工商、农林二部合并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遂改隶农商部矿政局，但人员、经费无定额等情形未变。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亦由农商部部令于1914年2月19日重新委任；[35]因当时丁氏正在云南从事地质调查，农商部同时下达委任令：所长一职由章鸿钊暂兼代。[36]
    1915年底，正是袁世凯闹着当皇帝的当儿。12月30日，农商部奏请设立地质矿产局。原折云： 奏为地质调查关系重要，拟就原有设备，量加扩充，改设专局，以资发展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维国家之富强，端赖实业；实业之振兴，首资地利。中国地大物博，冠绝宇内。然以限于交通，昧于学术，地虽大而不能举其名类，虽欲进行，末由着手。夫欲兴矿业，必先知矿质之优劣，矿床之厚薄；欲辟农林，必先知土性之肥硗，山川之形势。考欧美各国，其对于地质调查一事，无不年费巨金，各设专局。即中国古代亦复设有专官，分司其事，盖欲发天然之宝藏，必先赖人力之探讨。臣部自成立以来，即竞争留意于此造，聘中外专门之士从事于研究调查之途。两年以来，规模粗具，惟以绌于经费，限于人才，仅收支节效。究非根本之图。兹值国基甫奠，正海内喁喁望治之时。地质调查事关系实业进行，至为重要。拟就原有设备，量加扩充，改设专局，分科治事，以专责成，统筹全局，以规久远；并拟就规程十四条，藉资遵守。所需经费，拟暂就臣部聘用洋员及调查地质矿产经费项下覆实动用，目前不必另筹巨款，以资撙节。如此，一转移间既可化散为整，确立规模，庶几循名求实，易收成效，似于矿业前途，裨益非浅……[37]
    1916年1月4日，此请被批准。自此，地质调查局的创办工作加紧进行。12日，农商部派矿政司司长张轶欧兼任地质调查局局长，派丁文江、安特生充任该局会办，但实际任事者仍为丁文江。[38]1月，《农商部地质调查局规程》颁布。据新《规程》，地质调查局直属农商部，设四股一馆，共有职员39人。2月2日，地质调查局正式成立。[39]新成立的地调局独立预算，每年经费预算为68000元；办公地也由粉子胡同农商部内迁到丰盛胡同三号及其兵马司附属房屋，有了独立的办公地址。
    自此，实现了由所到局的转变。2月10日，农商总长周自齐又任命地调局会办丁文江兼任该局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翁文灏充矿产股股长兼地形股股长，章鸿钊充地质股股长兼编译股股长。[40]7月，地质研究所学生18名分任调查员或学习员，此时的地质调查所也“增置图书，陈列标本，分室而居，比屋而读，出行有期，居守有责，不复若前此之简且陋矣”。[41] 1916年10月，又由局改为所。28日，农商总长谷钟秀呈大总统修订地质调查局章程请鉴核备案文称：  
    为修订地质调查局章程呈明备案事，窃本部于本年一月呈准将本部矿政司原有之地质调查所改为地质调查局，设有局长、会办等职名目；非惟组织与本部所辖其他之附属机关均不符合，即按诸现行官制，亦嫌割裂。现拟修订该局章程，改名为所，仅设所长一人，裁去局长、会办名目，并将该局之地形股一股裁撤，地质矿产陈列事宜即归矿产股兼理，不另设馆长。其原定技师、调查员额数亦酌量核减，以示撙节，而昭划一。至于行政事务仍由矿政司管辖，以符官制……[42]  
    新成立的地质调查所除每年经费预算仍为68000元不变外，由原来的农商部直辖改隶矿政司，职员由39人缩减为24人。[43]丁文江于11月1日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股股长。第126号部令称：“现在地质调查局业经呈准改地质调查所。所有办事、学习人员自应按照修正章程另行分配。兹派丁文江充该所所长兼地质股股长，翁文灏充矿业股股长，章鸿钊充编译股股长……[44]
    此后，凡遇丁文江出差，所长一职通常由翁文灏暂代。如1917年丁文江奉派调查长江下游地质，9月22日，农商部就发布命令：“丁文江现出差，派佥事翁文灏暂行兼代地质调查所所长，此令。”[45]再如1918年底，丁文江陪同梁启超到欧洲从事民间外交，农商部便于12月14日发布命令，派翁文灏代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46]
    1920年7月23日，丁文江的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被农商部重新任命，同时兼任矿政司第四科科长。[47]也就在此时，地质调查所修改章程，成为农商部直辖机关，进入到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本来，我国地质机关由科而局而所，事实上迄与部署保存密切关系，所中之会计、庶务皆由部、科代办，而矿政司中关于地质事项亦皆由所主稿；但自1919年以后，“所中专门设备始渐增加，各种报告及论文亦均于此时开始出版。至民国十年，复得矿业界之协助，建筑图书馆，修理陈列馆，专门学术机关于焉粗具。”[48] 关于报告、论文的出版。丁文江对发表学术论著，一向要求严苛，力求尽善尽美。此点，容后文阐述。1922年以前地质调查所编印的出版物主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和《中国古生物志》。《地质汇报》是不定期的综合性的地质调查报告集。其第1号印行于1919年7月，收入我国7位地质工作者提交的地质矿产报告5篇，涉及煤田20处、铁矿4处、铅矿 1处、石灰岩矿1处。其中，丁文江、张景澄《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田报告》，发表于《地质汇报》第1号之首。《地质专报》分为甲、乙、丙3种，为中国地质矿产矿床专著。甲种第1号为叶良辅之《西山地质志》，印行于1920年；乙种第1号为翁文灏之《中国矿产志略》，印行于1919年；丙种为丁文江、翁文灏开创的矿业编年史纪要。《中国古生物志》由丁文江主编，创刊于1922年，分为甲、乙、丙、丁4种。甲种为植物化石专著，乙种为无脊椎动物化石专著，丙种为脊椎动物化石专著，丁种为古人类研究专著。前文已述，丁文江是中国教授古生物学的第一人。此外，他鉴于中国缺乏古生物学人才，就设法将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请到中国来任教，而民国时期有成就的古生物学家，多出自葛氏门下。 关于地质图书馆，丁文江同样倾献了大量心血。现在的中国地质图书馆，是全国最大的专业图书馆，其对中国地质事业的进步，可以说是“厥功甚伟”。该馆的历史，可上溯到1913年；前引1913年2月3日工商部致各省民政长征调图书函，当是最早有文字可查的图书馆建设工作。笔者据此函文风并当时工商部矿务司实际情形初步推断，此函出自丁文江之手。地质研究所开办后，设有图书室，每年均有购书经费。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图书室移交给地质调查所，地点在丰盛胡同三号。当时有图书室三间，有专门书刊约400余册。1919年，丁文江随同梁启超在欧洲访问期间，曾购置一批地质方面外文图书，并委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朱氏后来回忆说：“民国九年，他（按，指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汇集有关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德文杂志图书，要我替他在德国选购，这样才和他开始通信。”[49]丁文江对地质图书馆最重要的贡献是由他发起募捐，建立了独立的图书馆馆舍。丁氏共从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单位和个人募集捐款3万9千余元。[50]当时实业界所以愿意慷慨解囊，主要是因为丁文江领导的地质调查所经常在技术上给予他们很多切实的帮助：“不论是测量矿区图，或是地质图，化验矿质，决定打钻地点，只要是真正办矿的人，地质调查所都愿意帮他工作，帮他计划，个人与机关都不受任何的酬报。”[51]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此前中兴公司曾因井下涌水而导致499名矿工遇难，损失惨重；丁文江受邀前往调查，写出报告，并拟定了三口钻眼的位置和深度，使该公司得以复兴。新建的图书馆楼位于兵马司9号，于1921年底竣工，由德国雷虎公司设计建造，二层结构。工程完工时，尚有余款，便用其中的1万元购置图书，到1922年7月17日图书馆开幕时，共有藏书4000余册。
    关于丁文江与地质博物馆。前引1916年2月10日发布《农商部饬第119号》称，“丁文江兼任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这是我国地质史上第一任由政府任命的地质矿产博物馆馆长。丁氏的馆长一职，到同年11月1日止，共8个多月。被视作地质矿产博物馆诞生的标志性事件——1916年7月14日举行的“（地质研究所）学生成绩展览会”，即在丁氏馆长任期之内。由于丁文江格外重视野外调查，故采集到大量化石、标本（以吨数计），这些化石、标本不但变成地调所同人共享的资源，而且丰富了馆藏。此外，丁文江还对矿产标本的鉴定、陈列等方面都付出大量心血。1921年图书馆建成后，曾用建筑经费之余额8000余元添建陈列室两间；陈列面积增至400平方米，标本增至3000多件，1922年7月17日陈列馆与图书馆同时开幕。此时的陈列馆展出的，全为本国地质矿产标本，“计分列七室，各别部类，详加说明，并佐以地质矿产图及实地写真。”[52] 1921年，丁文江因家累太重，提出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而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9月10日，翁文灏被委任为“地质调查所会办”，全面主持所务。[53]

（二）早期的地质调查
    前文已述，丁文江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在1922年以前，丁文江是我国从事实地调查涉猎区域最广、花费时间最多、取得成绩最多的地质学家。他以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资格，走南闯北，用实际行动发挥着表率作用。1919年丁氏自谓：“……（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54]黄汲清曾将他比作 “20世纪的徐霞客”，而成就又远远超过徐霞客。今将丁氏主要调查工作胪列于下，并择要作简单之评述。
    1、1911年滇、黔之旅，属普通旅行性质，关于地质学的记录很少。 2、1913年11月中旬到12月下旬，会同梭尔格（Solgar）、王锡宾等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并填绘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是为中国人自行调查地质之始，也是国人最早的区域地质调查。调查工作由三人分头进行，丁文江负责正太路直隶界内之井陉县南部、山西界内之铁路以南及乐平，并与梭尔格一同调查太原西山煤矿硫磺。调查归来之后，丁文江写出《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在1914年《农商公报》发表。这是第一篇用中文写成的地质报告。报告共分“直隶境内之地质矿物”、“山西境内之地质矿物”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先分析了地层次第和地层构造，然后详细介绍井陉县之煤田，最后简介井陉县之五金。第二部分又分“太原府之西山”、“平定州”、“榆次县”三方面，其中“平定州”是研究的重点，详述该州的地层构造、以及煤矿铁矿情形。 3、1914年初至1915年初，单独去云南、四川、贵州调查地质。这是1922年以前丁氏最主要的地质调查。由于工作方法严密，所以科学上的发现很多。其行程路线是：从安南入云南境，先赴个旧；后至昆明，又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会理。由会理向东南行，到东川府。复又东行入贵州威宁，又折而南，经宣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 综其西南之行，研究重点为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宣威煤矿；曾作有路线地质图多幅，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并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标本化石及野外记录十分丰富。但经丁文江亲自发表的报告，仅有《上农商总长书》和《Tungchwanfu, Copper Mines》（《云南东川府铜铁》）。前者乃作者在调查云南重要矿产和矿业的基础上，向政府提出自己对开发矿业的意见；后者叙述东川一带之地形地质、矿床性质（附有地质图及照片），开矿历史及如何改良行政如何施用新法等。除此二篇外，丁氏很多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成果并未发表。如他对西南地层的研究，一方面改正法人Depart的错误，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1936年丁氏逝世后，王曰伦系统整理了他这方面研究成果，写成《云南东部寒武纪及志留纪地层》一文发表。而《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则由尹赞勋整理，作为《地质专报》乙种第10号，于1937年出版。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章论地质。于地形之特征，地层之嬗递，以及锡铅银煤之分布与成因，皆有所阐明。时吾国地质工作，方如萌芽时期，化石矿岩之鉴定与分析，倍极困难，参考比拟之资料，亦甚感缺乏。而丁先生本章所述，颇多精粹独到之处，诚足贵矣。
    第二章论个旧之锡矿。除说明矿场地之所在外，举凡开采，洗塃及提炼之繁复情形，无不一一记载，详加解释。而描述负矿砂丁之工作，语多生动，令人有不忍卒读之感。章末所记销路，课税，产额各项，虽事过境迁，要亦不失为矿业史之重要资料也。
    次论个旧锡务公司。于成立之经过，资本之用途，机器之种类与作用，已开采之矿区，以及公司之成绩等项，记载翔实。使吾人能了然民国初年锡务公司之真相，厥功非浅。
    复次论宝兴公司。
    第五章题曰个旧之前途。内称“苟开采得宜，当无发掘罄尽之忧。”又云“将来若无新矿地发见，则锡价当不致低于千元以下也。”及今观之，所言者皆一一证实。章末所提利用西法，变更税则与改良交通三项，在近二十余年中，多已次第实现。丁先生之报告，虽未能及时刊行，而当时矿政当局，或亲聆其议论，或争诵其抄本。是则此书之影响于个旧锡矿事业之改进者，当非浅鲜也。[55]  
    至于其它未整理的部分成果，则有黄汲清、尹赞勋整理，收入1947年印行的《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一书中，如《Geological Notes in Yunnan and Hueili and Weining Districts》。 5、1915年春，丁文江经北京西山斋堂赴直隶、山西间的蔚县、广灵、阳原一带调查煤田地质，归作《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田报告》，后发表于《地质汇报》第1号。 6、1915年下半年三次带领学生在京郊实习，前文已述。 7、1915年11月13－23日，与翁文灏率17名学生赴山东，曾到泰山和徂徕山一带。 8、1915年底至1916年初皖南浙西之行，此行对皖浙边境地质颇有贡献，结果记载在《扬子江下游之地质》一书中。 9、1917年春河南六合沟之行。 10、1917年春湖南江西之行，此行主要目的在调查萍乡煤田和上株岭铁矿，关于后者丁文江有简报在《中国铁矿志》发表。 11、1917年，调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扬子江下游地质。是年年初，上海黄浦江水道总局总工程师H.冯 .海登斯塔姆（Von  Heidenstam）通过安特生找到丁文江，请求作一份黄埔港和扬子江口的地质报告。丁氏提议必须作粗略的地质测量，并得到农商部的正式许可。正式调查工作在1917年9月底才开始，调查路线是：从浙江莫干山，到安徽广德。经建平、高淳进入江苏。然后，考察溧水、溧阳，宜兴和苏州以及附近的丘陵山地。丁氏的调查工作曾得到叶良辅等人的帮助。事后，丁文江根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又查阅了关于此课题的全部既有文献（包括关于扬子江流域的日文书籍和新出版的关于中国南方地质的著作），写出了《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并于1919年发表。作为一份重要的区域地质报告，该文共分“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地文论”和“扬子江口的历史”4部分。在该区地层研究方面，丁文江认为依次是震旦系、泥盆系、石炭系与二叠系。对此及其它3部分的论述，黄汲清在《丁文江选集·序》中有精到的专业评价，这里不再赘述了。 12、1918年对于山东峄县煤田曾作详细研究，著有《调查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矿区地质报告》，报告书中作有地质图，并拟定钻采地点，报告虽由中兴公司作为整改的指导性文件，但当时并未印行。 13、1918年山西大同之行。 14、1918年豫晋边境黄河两岸之调查，此行发现三门系及其动物群，结果见安特生著《中国北部之新生界》 15、1921年以前，曾研究北京马路石料。研究报告《北京马路石料之研究》发表在《农商公报》第7卷第11期。丁氏从石料之硬度、固度和损伤度的数据出发，对四种岩石，即周口店纯石灰岩、南口硅质石灰岩、亮甲店变质砂岩和三家店辉绿岩进行了测试，结果认为辉绿岩最合用，南口石灰岩次之，亮甲店砂岩最劣。丁文江是中国研究工程地质的第一人。 16、1921年热河北票之行，此行专为研究北票煤田地质。 17、1922年热河之行，丁文江从北京到承德，来回走了一趟，沿途察看地质。 从以上丁文江的调查工作可以看出，在地质调查所开办之初，丁文江和他的同人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矿产，特别是煤铁。据统计，从1916年到1921年发现的新的铁矿有1亿吨之多，同时所有北方的重要的煤田都经过了科学的研究，第一次对于中国煤铁储量有了比较科学地估量。在此基础上，丁文江、翁文灏合编的《中国矿业纪要》作为《地质专报》丙种第一号印行。丁文江、翁文灏以及他们的学生谢家荣、王竹泉等，是中国煤田地质学的奠基人。 （三）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学风 在地质事业初创时期，地质先驱们逐渐为日益成长、壮大的地质调查团队养成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严谨求实、多元开放的学风。这种学风，实是日后我国地质事业健康、稳步发展的宝贵财富。下面，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丁文江在学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在《中国》中这样评价中国人：“中国学人动作之迟钝，历来是迅速行动的一种障碍，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本国体面的成见。在他们看来，步行是降低身份，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则是任何人都能简单从事的。”[56]应当承认，在民国以前，这样的评价大体不差。但是，当丁文江和他的同事、学生用广泛的实地调查做出大量让世界震惊的实绩的时候，也就等于宣示：李氏的评价已不再适用丁文江和他的团队。而丁文江所以能改掉中国陋习，这与他所受的正规、严格的西方科学训练是分不开的。
    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之准则，并身体力行。即使条件恶劣，也丝毫不放松。如与张景澄在蔚县调查煤田时忽遇大雪，无所得食，乃购油麦和胡麻油充饥；再如在云南野外工作时，有的地方气温高达36 度以上。但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都不会影响他认真观察和做记录。丁文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翁文灏曾对这种方法加以总结：
    丁所长主张，调查地质者必须短装步行，亲身携带铁锥（敲石头）、指南针和倾斜仪（定方向，测倾斜）、放大镜（看微小矿石）和小刀（定硬度）。一路用心观察，采取标本，并用走路速度或步数为距离标准，将一切考察所得，记在图上。每天晚上，整理笔记，平面图和剖面图并为注重。他还鼓励大家学会平板测量制作地质图的方法，认为这是我国调查地质和矿产的必要途径，必须看重。遇到登高行远的时候，他均嘱携带气压计以定高度，用望远镜以看环境。[57]
    这种方法，以后逐步成为中国地质学者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笔者曾较为深入地研究过丁文江的学生黄汲清，深深感到黄氏和他同辈的人在这方面实在是受丁文江影响很深。不独学生，就是同辈人如翁文灏也在这方面受惠于丁氏者极多。据翁氏回忆，他初识丁文江时，每次见面都会谈及西南考察的情形，于是引发浓厚的兴趣，也从此时开始觉悟：“中国地质学者正当以跋涉山川，开辟此学术的疆域引为己责。”[58]
    丁文江对学术著述要求极为严格。他认为：“所贵于官书者，以其精且备也”，不精不备，有何可取？他最痛恨的，是“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的欺世盗名做法。[59]早在1914年初，他从山西调查归来后，他的上司张轶欧即劝其发表报告，但他以教课繁忙为由推辞了。长年的野外调查，使他累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但整理、发表这些材料时，却总是慎之又慎。因此，“他已出版的著作虽已甚多，但与可出版而尚未出版的材料相比较，那便真正太少了。……所以未及充分发表者，实因在君先生对于科学文字看得非常重要，他必要将各种问题研究得彻底明白毫无疑问方肯下笔，而且又特别讲究绘图的精密，地形地质都一丝不能苟且，如此慎重当然出版不易很多了”。[60]授命整理丁文江遗著的黄汲清也说：“……他调查时讲求精密，注重系统，所以他存留下来的记录及图件特别丰富，他所采集的化石及标本动辄以吨数计。但是他对于出版报告十二分慎重。所以他已曾发表的地质论文比较不多，恐怕还不及实地工作之十分之一。”[61]张轶欧曾对丁氏的做法甚不以为然，并与之辩论，但丁文江依然不为所动。1917年，发生复辟事件，炮火见于京师。枪炮声震动了正卧病于医院的丁文江，“惴惴然惟恐或波及于调查所之官舍，使数年之心血成灰烬也。疾起，乃与同人锐意分任编纂付梓事”。[62]这样，复辟炮火就催生了《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但其后，丁文江在发表学术著作方面这种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作风依然如故。由于他半途离所他适，加之又英年早逝，所以许多成绩都来不及整理发表，而有相当一部分就永久散失了，造成了地质学术史上无可挽回的遗憾。
    丁文江与汉文地质科学名词的选用。虽然，在同治年间，我国就已有西方地质名著的中译本出现，但因为当时的译书者没有专业知识，所以为汉文地质科学名词打根基的工作还是到丁、章、翁时代才完成的。本来，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的主张与章、翁是根本对立的。章鸿钊主张，我国应全盘使用日本人所译的名词，不宜另起炉灶。丁文江则力主将地质学及其相关诸学的专门名词彻底的重新翻译，凡日本人的名词皆不要用。翁文灏的态度与章鸿钊较接近，翁氏认为：“……日本人既沿用中国的矿物旧名，我们自也可袭用日本的岩石新语。古生物与现代生物有密切关系，更不能好自立异，而且英法德诸文字都有许多名词互相雷同，科学界必须求节省时间，最宜免各分门户。中国所无者，中国自应通用，中国名词为日本所有者亦必接受……”[63]最后，丁文江采纳了章、翁的观点；到后来董常编《中英对照矿物岩石地质名词辑要》的时候，他便叮嘱董氏以章、翁的主张作为工作的主导方针，统一了地质科学名词。这也是科学史上一段从善如流的佳话。
    张轶欧曾说过，“民国凡百设施，求一当时可与世界学子较长短，千百载后可垂名于学术史者，惟地质调查所而已。……”[64]诚哉，斯言！当我们回看地质调查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地质学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这样一个艰辛历程，就不能不格外表彰丁文江做出的特殊贡献！

三、丁文江与中国地质学会
    到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前夕，中国的地质事业已经走过了10年艰辛历程。在这10年中，逐步形成了以丁文江为首、以地质调查所为中心的地质调查团队。在被章鸿钊称作“中国地质事业筹备时代”的1912、1913年，当时在我国习地质者还只是仅有章鸿钊、丁文江二人；但到了1915年初，我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已在地质研究所任专任教员，瑞典人安特生、丁格兰也在地调所服务，因此，丁文江从西南归来看到的是：“一所之中，有可为吾师者，有可为吾友者，有可为吾弟子者，学不孤而闻不寡矣。”[65]1916年，地质研究所培养出的我国第一批地质英才到地调所服务；1919年，在欧洲访问的丁文江多方设法，将葛利普(A. W. Grabau)、李四光先后罗致到北大任教（二人同时亦在地调所兼职）。1920年，北大地质系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其中的佼佼者如孙云铸等亦兼职于地调所。这就是1922年以前我国地质调查队伍的形成、发展简史。而在这10年中的后几年，调查工作全面展开，各种研究事业也蒸蒸日上。 在这种“济济多士”的情形下，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实在“可算得是自然的变化，跟着时势的要求来的”。[66]1922年1月27日（辛酉年除夕），26名中外地质学家在北京兵马司9号地质调查所图书馆集会，[67]讨论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事宜，是为中国地质学会“创立会”。会议由丁文江主席。与会人士逐条讨论了学会章程。丁文江并提议成立由章鸿钊、翁文灏、王烈、李四光、葛利普五人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推举学会职员候选人。
    关于此次会议上讨论的学会章程，袁复礼曾回忆：“为了加强国内地质工作之间的联系，为了与外国的地质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和交换刊物，我和谢家荣于1921年冬提议成立地质学会（当时我和谢都是地质调查所技师，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副所长），于是丁、翁委托我和谢担任筹备工作，起草《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起草后由葛利普教授修改，交翁文灏定稿。”[68]
    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章鸿钊主席。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宣告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出1922年度职员：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谢家荣为书记，李学清为会计；丁文江当选为评议员。学会的刊物《中国地质学会志》也同时创刊，而该刊的主编就是丁文江。丁文江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地质学会之目的”的演讲，丁氏说：
    本会将为我们从事的科学的原理和问题，提供一个充分和自由讨论的机会。而在我们的政府机关中，则必须集中精力于经常性的工作上，因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本会还为我国各地的科学家定期召开大会，这样的交流和交换意见必然有益于所有的与会者，从而在我国的科学生活中形成一个推进的因素。”[69]
    以后的历史证明，中国地质学会在中国地质事业中所发挥的推进作用远远超过了丁文江的期冀。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她为中国地学界人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知识、发表论文的园地，而《中国地质学会志》以反映地质科学最新、最高的研究成果为特色，被国内外广大读者视为中国地质界最高水平的学术刊物。
    经过10年艰辛开拓，到1922年的时候，胡适曾对中国地质学做出这样的评判：“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70]但这种骄人的成就，是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在经费极度匮乏的困难情况下取得的。加之当时风气未开，艰难滋甚。但作为“学术界的政治家”的丁文江似乎天生有一种迎难而上、“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品格。因此，面对困难，总能披荆斩棘、迎刃而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笔者在梳理这段历史时，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跳出这8个字。
    作为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最主要的拓荒者，在方方面面都过多地打上了丁文江的烙印，[71]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地质学之父。他在该领域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通过自身的研究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个人的办事才具，积极营建出一个学科成长的健康环境。丁文江曾对陶孟和说：“中国地质学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就是无论在中国或外国毕业的地质系学生，无论他是学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认识他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地位。现在中国地质学工作的质与量都摆在这里，任何人来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决定了。”[72]但这种环境的养成，往往是在牺牲自己的前提下取得的，李济曾有这样的评价：“……他想征服这种遗憾的困难，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丁在君是在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虽说他未能见全功，他已经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73]
    “奋斗的精神，合作的态度，眼光的远大，领导的成功”，这是黄汲清对丁文江等先驱的评价。[74]这种评价，主要展示的是丁氏等人的人格魅力。在艰辛的初创时期，丁文江只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而绝无竟尚私心，阿私朋好。他曾这样评论他的同事：“……而卒能稍有成绩者，鼓吹有张君轶欧，教育有章君鸿钊，组织有翁君文灏”[75]——不邀功、不掠美如此。因此，丁文江留给我们在人格方面的精神财富，同他在地质科学方面的贡献，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