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丁文江五千元义举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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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丁文江五千元义举的背后
宋广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丁文江一生，最恨人说谎，最痛恨贪污。丁氏词典里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有一个杨树诚赠送丁文江五千元钱的感人故事——这故事简直成了最能体现丁文江清廉狷介、杨树诚感恩图报的一段佳话，被广为流传了80年，直到今天还在被传颂着。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1927年，丁文江从淞沪商埠总办的职位上离任，正是一生中最落魄、最窘困的时候：一方面，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放出风来要通缉他；另一方面，没有了经济收入，生活怎么办？本来，淞沪总办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肥缺，但丁文江上任伊始，即宣示：“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因此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决不因做了总办，就改变书呆子大傻子的脾气的。”丁文江曾想方设法地为公署物色人才，却从不任用一个私人，但不用私人，就得给他们钱；甚至，丁做总办时积攒下的三千元薪金，也被他的大家族的人拿走。因此，丁文江经济奇窘，常闹亏空，出入也只能坐破洋车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曾经得到丁文江恩惠的人——杨树诚，通过丁的学生刘季辰给丁文江写信，希望丁能允许他致赠五千元，以渡难关。丁文江感其诚，也赏识他能深知自己不苟受的风格，便接纳了这笔钱，但表示：待日后宽裕时，再奉还。 这本是私人间的授受，但不知什么原因，却很快地传播开来；胡适还专门为此事函询丁文江。丁文江回信说： ……他叫人写信来（从北京中央饭店寄来！）说，“现在我大有钱了，面粉事业很发达。想不是你不能有今天，又晓得你很穷苦。一到北京，就想寄五千块钱给你。但是晓得你的脾气，恐怕你不受，而且误会。这是完全出于我感谢你的诚意，况且我现在不在乎这几个钱，所以先写信，求你同意。望你务必许我把钱寄来。”

　　我固然很感激他寄钱，而且尤其感激他相信我不要钱，相信我没有钱，这却比我大多数的朋友高明多了。这一点很使我感动。…… 丁文江还向胡适介绍了他与杨树诚的交往过程： 送钱给我的人姓杨，名金，河南人……听说他在福中公司做工头的时候，曾闹过乱子，几乎被官厅提去，以后逃到外国一次，回来了就没有饭吃。

　　民国八年，美国人为中兴公司打钻包工，他去做工人，每月只有十六元工钱。其后美国人打钻亏了本，不干了，中兴请我荐人。他就托美国人来向我说他可以承继。但是，他是个（穷）光蛋，打钻用的金刚钻要值一、二万元，我不肯介绍他。他以后不知道如何找到了一个河南的绅士，借给他一点证券（公债之类）来做担保，方才给他荐去。所以我自问对于他，并无“恩”可言。据他说，因为我不相信他，要叫他拿债票做押品，他损失了好几千元，因为借他债票的资本家当然是不肯白借的。

　　不但如此：他的相貌极其凶恶，说话极其粗鲁，活脱是个强盗的样子。他以前都是短衣，以后穿灯草绒的外国工匠的常服，身子不过五尺四五寸，确是生的异常的结实，一脸的横肉，我看见他心里总是有点不安，所以分外的“远而避之”。他不认得字，说不到通信，自从中兴打钻的事完结以后，他也不过来见过四五回。

　　他从前常常对我说感激我的话。到了民国十年我为地质调查所捐图书馆建筑费，他就捐了一千元——其实那时他不过有一万多块钱的财产。我曾对他说，“你捐了这许多钱，已经是报答过我的了，因为我是‘感激不啻身受’的。”

　　刘季辰后来在更正丁文涛记述丁、杨认识经过的说法时说： 初，中兴公司雇佣美籍钻师打钻时，所用钻机系租自福公司，时杨赋闲在焦，即由该公司派往随机看管，并率匠工作开钻。后吾所派赵君前往实习，赵、杨相识自此时。嗣杨与中兴矿经理熟识后，即建议，谓伊愿包此工，包价较美人大廉。矿经理虽然其说，顾以不悉杨底蕴未敢贸然改订。杨乃怂恿赵向在师（丁文江字在君）吹嘘，以期玉成。旋在师向朱桂老（朱启钤）进言，辞退美人，归杨承包，时杨犹未与在师谋面也。 赠款的事发生后不久，丁文江便知道这五千元并非由杨一人所馈，且赠款背后的隐曲并不单纯，故而深感痛苦；自此，他便不愿再提起这件事。 又过了10年，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因公殉职。丁死后，《独立评论》、《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志》都出版了纪念专号。也就在此时，所谓杨树诚慨赠丁文江五千元的义举，又被书之于文，广为宣扬。丁文涛（文江兄）的悼念文章描述得更是绘声绘色： 有杨金者，尝从美人某，得钻矿术，美人回国，杨落魄，不能自存活。或怂恿之，使至北平，谒亡弟于地质调查所。弟叩以钻矿术，知有所长，为介绍于某矿场。不数年，颇有余资，杨乃走北平，以二千金献弟，曰：“微公，某不能有今日，敢以此为报。”弟却之，杨固以请，弟方为地质调查所募款筹设图书馆，乃请杨以一千金捐为建筑之资。又数年，杨已致富，不从事钻矿矣，方营面粉厂于徐州。某年，弟在大连，一日，得函，署名杨树诚，启封，则五千金汇票也。且附以书，曰：“公于某，不啻生死骨肉。今某已富，闻公弃官后多债负。某不报公，无以为人。公如见却，是以某为不义矣。”弟始知树诚即金也，鉴其悃忱，勉收之。

　　丁文江的挚友兼同事翁文灏则说：“在君先生在民国十六年淞沪商埠总办辞职后，生计极为困难，幸赖杨聚（树）诚君赠送五千元得以度日。”一时间，杨氏义举，又成为更多人传颂的美谈。这段佳话包有两层美意：一方面反映丁文江的廉洁、不苟受；一方面体现杨树诚雪中送炭、急人所难。 但是，知晓这件事内幕的一位胡振兴先生在看到以上记述后，便写文章对“五千元”做出更正： ……我以为金钱事细，仅仅致送钱财倒也不见得有什么可以赞扬，却显示出几个人极可钦佩的高尚风谊……据闻这五千元的总额中有二千元是从前丁先生地质研究所的学生赵鉴衡（名汝钧）君凑送的。这个原因，并不是杨树诚君不肯独任五千元的数目，因为赵君既和丁先生有师生关系，而平时又畏惮于丁先生高洁，不敢马马虎虎随便馈致金钱，他获得这个机会，不让杨君独擅其美，所以坚决地要求由他搭赠二千元，名义上仍推杨君单独增贻。

　　读罢，总让人觉得作者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果然，杨树诚在北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颇为愤怒。但胡振兴却在给胡适的信里做了注解： 其实此一段故事大部分为卑鄙之友情所束缚，瞒着良心说话，不意竟犹逢彼之怒，怏怏不满……丁先生生前对此一款之馈贻，事后颇感痛苦，最好能隐讳不谈，庶免丁先生在天之灵重感不安。

　　为此，胡振兴建议胡适：不管杨树诚如何陈说，“最好不作公开发表，藉免此故事之真相愈演愈露，反损其美。” 与此同时，翁文灏也专门写信给刘季辰，追查此事真相。刘季辰报告乃师：1927年，当杨树诚得知丁文江经济艰窘时，便向刘提出要资助丁文江五千元，并要刘写信给丁。但刘季辰以杨系粗人，“言而无信视如常事”，不以为意。但杨又催促多次，刘季辰被迫不过，便向杨切实质询：是否确有诚意？刘季辰最担心杨“只为说好听话”，而自己不能在老师面前失信。在得到杨“指天誓日”般诚意后，刘便写信给丁文江，“函内力陈系出自杨君自动乐助”。丁文江复信刘，表示愿意接受，但作为杨君借款，容后宽裕时当筹还。刘接信后，即写信给杨，请速汇款，但却迟迟未得答复。刘季辰唯恐在老师面前失信，无以为人，便给与杨同在一处的同学赵汝钧写信，说明经过，并请赵代询究竟。刘季辰的打算是，假如杨自食前言，即由自己出资二千，再由赵汝钧担负三千，凑成五千之数，仍用杨名义拨付，以维信用。但赵复信说，款已寄出，但未提及其中有自己二千元。直至杨、赵决裂后，赵汝钧才将实情相告：“当杨汇款时，声言在师系汝先生，汝应分担洋二千元，伊只允从。”后来，赵也将实情向丁文江说明。刘季辰又向翁文灏证实：徐州宝兴厂账房曾将此事向刘说明，足证“赵君所说之非诬”。刘季辰考虑到赵汝钧并不图在丁文江身后“得此名誉”，而丁文江“在天之灵亦决不愿翻此一段公案”，故对此事一向不愿多说。 翁文灏得到刘季辰的复信后，就把刘的信抄寄胡适，并告胡：“杨冒人之款，居之不疑，此种人究不过如此，殊为可叹，正不宜太为颂扬之也。” 这样，这桩“义举”的真相，终于揭开了盖子。只是有一点我们不明白：这位杨树诚先生如此不情愿拿钱，又无人怂恿、强迫，又明明知道丁文江不随便接受他人馈赠，何必当初三番五次地央求他人写信示以至诚？此系悬案，我们局外人也不敢妄自纂拟的。 不过，既然丁文江的朋友、学生及其他知情人出于种种考量，都不愿再将此事真相澄清，这件事也就只能按发表的版本流传了。 又过了20年，1956年，也就是丁文江逝世20周年的时候，胡适在海外为丁文江作传，又将这个意外的救济作为一个“很有传奇性质的报德故事”记载在传记里。本来，胡适对这件事的内幕知之甚详，但当年的信函都不在手边，加之年老记忆力衰退，他只能就《独立评论》的说法加以言说。但胡著《丁文江的传记》作为几十年来唯一的一部丁氏传记，在海内外流传极广。1980年代以后，在内地被尘封了几十年的丁文江被重新发现，这则美丽的故事也再度流传。

　　 最近，笔者发现了已在档案馆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刘季辰给翁文灏的信，认为有必要在丁文江逝世70周年的时候，将这段蒙着面纱的美丽故事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并想告诉世人：这不过是又一件皇帝的新衣，对她的传颂，可以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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