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给丁文江的一封佚信---兼议学术文化名人的全集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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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给丁文江的一封佚信
——兼议学术文化名人的全集编纂工作
宋广波

   时下，备受关注的《竺可桢全集》正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从刚面世的前几卷看其编纂水平和印制质量，可断言：这是一部成功的全集，其必能成为一部传之久远的学术文化典籍。不过，编全集有一个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的普遍缺陷，那就是收文不全，尤其是首编的时候。比如，20世纪最有影响的全集《鲁迅全集》，快有70年的历史了，但到近些年为止，还不时有零散的鲁迅佚文出现。所以，公道地讲，个别文献的失收，并不能影响对一部全集成功与否的判断。
    《竺可桢全集》也不能例外。笔者因搜求丁文江文献的关系，前些年就意外地发现了一通竺可桢给丁文江的信。我除了将此信抄寄全集编纂者和家属外，现发表在这里，以让更多的关注竺老文献的人先睹为快。 这封佚信作于1935年4月19日，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国经济委员会拟新疆建设关于气象部分计划”，全宗号39，案卷号13。原函云：

在君先生钧鉴：

    前承惠交经济委员会新疆建设计划书一册，谨遵审查其气象部分，觉规模过大，不易实现。兹为拟定初步计划及与本院合作办法，似较易于成就也。附呈意见书一纸，仪器单一份，祗希核定为感，原计划书并璧还。此颂

台祺

弟竺可桢顿首

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按，丁文江（字在君）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而竺可桢则任该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33年10月，该会成立后，积极推动西部建设以为抗战准备；这个所谓“新疆建设计划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计划书出台后，即交当时的最高科研机关——中央研究院审查（该院有协调全国科学研究方向的职责），丁文江便将其气象部分交竺可桢审查，竺氏审查后便函复丁文江：这个计划“不易实现”，并重拟计划。这封佚信也表明，在当时还是非常尊重科学家意见的，这与后来某些部门的践踏科学、羞辱专家、胡干蛮干的恶行简直判若天渊。
    类似的佚信、佚文当还有不少，因此，热切希望编纂者能早些着手辑佚工作，以使该书更趋完备。 《竺可桢全集》的前几卷出版后，几位权威的业内人士如陈述彭、樊洪业、周振鹤、刘钝等纷纷撰文，均给以精到恰切的褒奖。不过，以上诸家的评论对竺老的整个学术、事业来说，不过是“冰山之一角”；随着《全集》后几卷的陆续问世，将会有更多的人发出惊叹：呀，原来竺可桢是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不独如此，为包括竺可桢在内的第一流科学家编全集，还是做成《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前提工作。只有把每一门科学（诸如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物理学、化学等等）的历史研究透了，把每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的贡献都研究透了，才能写出一部严整、完备、全面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史》。当然，做好这一工作，更是民族学术文化积累、赓续、传承不可缺少的一步。 此外，为上个世纪的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文化大家编全集，还有一种抢救的意义在里面，应该有紧迫感。上个世纪的中国，前半期是战乱不断，后30年则运动频仍，而每一次劫难来临，文化都是首当其冲。顾潮研究员曾告诉笔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顾颉刚先生保存的大量文化名人函札，都成捆的扔进了火炉……假如这些宝贵文献早日刊行的话，即使原典被毁，也不至于完全灰飞烟灭、荡然无存！或许是同样的原因，有一些对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做出过大贡献、发挥过大影响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本早就应该有全集的，但直到现在也没有。这种情况，可以举梁启超的例子作代表。任公本是对胡适、梁漱溟、毛泽东等多领域杰出人物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本来其片言只语都应在搜辑之列；但任公死了快80 年了，他的全集还没编出来（而这事早在1930年代就有人动议了），实在是学界的大耻辱！ 编一部全集不容易，编好就更难。所谓好，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以后只能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没有必要再另起炉灶，推翻出来。这至少需要做到三点：选择底本要精严，校勘校对要细密，考证注释要详备。这就需要聚拢、整合国内甚至是海内外的专家共同来完成。要知道，一部成功的集子，需要编者有相当的研究基础，有了研究基础，才会有眼光，有识见；绝不是从这份旧报纸上剪贴一份，从那份旧杂志上复制一份，杂凑在一起，就能成集的，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必然是要被淘汰的。而最近20年来，类似的现象真是层出不穷。近些年来，也不断有全集、文集问世，但我以为，以《梁漱溟全集》、《蔡元培全集》水平最高，可归在不需推倒重来之列。
    全集的编纂方法，历来有两种：分类和编年，笔者倾向于后者。这主要因为：有好多学者的著作，往往是跨学科的，很难把它严格地归在某一类里；其次，将著作按时间编排，能增加历史感，便于把握作者的思想脉络。鲁迅先生说的好：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有一种办法可以兼顾分类、编年这两种编纂方法的长处，那就是在编年的文集后面附几个分类的索引。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谈到，那就是出版问题。很多全集都是生僻的学术书，而学术书难出，需要给出版社补贴，似乎已成“规矩”；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挣钱的书不出”这种行情给人的感受更是原胜从前。据说，这套《竺可桢全集》就是在北京碰壁几次后才在上海找到出路的。这里，没有丝毫苛责出版单位的意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取财各自有道。不过，倒是想提醒有责任感的出版商：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出书除了能挣钱，还不应忘记自身应负的使命：弘扬学术、文化。有一个问题，一直很纳闷：怎么现在就没有一家像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社：既能赚到大钱，又不出一本滥书；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文化重镇。我常常想，这个时代太需要一、二家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这样的出版社诞生了。